还有地方，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则区别办案组的性质来确定主任检察官是行使审核权还是审批权，侦查监督、审查起诉办案组的主任检察官行使审核权，职务犯罪侦查办案组的主任检察官行使决定权。
在此案中，原告依约根据被告对拟购房屋质量所作的鉴定报告购房后，发现房屋须要大面积修缮，与报告书中所称的良好状况相去甚远。所可凭借的法律依据是衡平法上的诚信违反之救济规则，该规则对个人诚信信息提供保护，从而通过将演员接受手术的个人信息解释为诚信信息的方式，对其隐私利益进行保护{13}。
这显然未将神经损害视为完全迥异于精神损害的概念加以阐述。对此类受害人，被告均应对其神经损害负有关注义务，应予承担责任。比如，在现在的美国司法实践中，即出现了无限制地增加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力图以其完全取代惩罚性赔偿从而追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目标的现象{26}。因此，英国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条件亦是因适用情形而有不同。但诽谤法同时又非常关注行为人的行为动机，只有当被告没有恶意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诽谤法中特权资格和公正评论来进行抗辩{4}。
故意侵害经济利益之恶意诋毁（malicious falsehood）指以口头、书面或者其他方式向第三人散布关于某人财产或人身的虚假信息，意图造成该人损害。在实现对于人的精神利益的法律保护上，英国法以其判例法传统奉献了特有的法智慧。人们或许会争辩说，如若那些商议反抗征兵法的人得免于起诉，抗拒入伍的人数势必增加。
这样，第三个模式——或者诸如此类的模式，看来或会是对于一个人在我们共同体当中社会义务的最好阐述。旁人摆出诸如此类的论辩，他们的回应乃是判断其为好坏抑或平庸。此一问题至关重要，因在他的观点既定的前提下，若他的行为符合我们对他的要求，则对他不予惩罚便算不上不公平。据该观点，则1942年里西弗吉尼亚拒绝向国旗敬礼的异议分子不失为行事正当，因为他们总会合理地预期，最高法院可能改变自己的想法。
然而，这样的法律和判决，显然却体现着如下的观点，即黑人作为个人，有权不遭人隔离。如若社会容忍一切不服从行为，它便无法维持下去。
这里深刻包含了良知的问题——难以相信，那许多商议反抗的人们，他们如此行事会基于旁的什么理由。这一问题必须考量，必须与异议人士的公平以及社会的长远利益相平衡。他们还会用那套明知不会打动任何人的论辩，来论证这些权利与义务。举例来讲，根据此一假设，择选的抽彩制度便与之大相径庭。
对于第二种模式，亦即若法律不够清楚，则只要最高法院未曾确定某公民为错误，他便可以适当地遵循自己的判断，我们也必得同样反对。） （3）假若法律本身便是可疑，他就可遵循自己的判断，即便在有权裁决的最高级法院做出了相反的判决之后也是如此。那么，那些在1941年和1942年里基于良知立场反对向国旗敬礼，并且认为最高法院1940年的判决错误的人，他们作为公民的义务何在？很难说他们的义务是恪守前一个判决。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矛盾。
他们觉得，这些异议分子乃是无政府主义者，必得趁他们的腐坏行径未曾蔓延开来，对他们进行惩罚。基于对商议抵制的人不应起诉的同样原因，我认为，将此一行为判定为犯罪的法律必须废除。
然而许多法律家和学者，基于表面上更其精致的观点，得出的却也是同样的结论。可是如若缺乏这些行为，我认为公平与功利的平衡便在乎其它方式，且我因之会认为，对Coffin、Spock、Raskin、Goodman和Ferber起诉的决定未免错误。
关键的问题在于，对这些人不予起诉，是否会造成大规模拒服兵役的现象发生。在Gitlow一案里，出现的是类似的问题，霍尔姆斯也便又一次表达了异议。这会使得政府推行政策的能力陷于瘫痪。而若拒绝入伍的人数大量增加，这才会成为起诉的理由。我们固然增加了由规则治理的机会，而这却侵犯了我们声言要维护的原则。这样，对基于良知违反征兵法的人不予起诉，并使法律做出有利于他们的修改，理由甚为有力。
这里哪一种最符合我们的法律与社会实践？ 我想显然的是，我们不会遵循这些模式中的第一个，亦即我们不会期望，公民要设想最坏的情况。有一些规则（比方说，禁止杀人偷盗的法律）受到的是这样一条命题的支持，即受保护的个人具有道德权利，可以免受所当禁止的伤害。
然而，这观点却并非白璧无假。甚至那些不认为此一事实具有说服力的人也会承认，其论证乃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当其与别的政策能够符合时，该尽其可能，为这些人提供调停。但是，我们该考虑两个不如此极端的选择：一支志愿者组成的军队，再加上一批扩大了的良心拒绝者，其中包括了认为该战争不道德的人。
（b）宪法规定国会必须宣战。《时报》便说，撤消指控的要求将道德权利与法律责任混到了一起。这样，它在第二个方面同样侵犯了正当程序。那些怀疑征兵法是否合宪的人，即便在最高法院判定其合宪之后，也仍会存有同样的疑问。
若其从前的判决限制了重要的个人与政治权利，最高法院往往表现出自己宁愿判定其无效，而异议人士所欲反对的往往也正是这样的判决。换言之，我们不可假定，宪法永远是最高法院阐述的样子。
他们相信，向国旗敬礼并不出于良心，他们也颇合理地相信，并无有效施行的法律要求他们这样做。然而有时他合理地相信，法律并不要求他违背良心而行事，他却必得如此行事不可，只因他若是采取了这种最为直接、或许也是惟一的方法，来证明只他正确而旁人全错误，便会扰动了其他的公民，这可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回事。
我们或可以要求某一级法院或机构的裁定。除去反对暴力的规则，还有些案件当中，这一点相当清楚。
因之，他就必得做出下面的区分。也或许，它会宣判被告无罪，因判罪必需的事实得不到证明。想来他们是觉得，如若人人都不服从他不赞同或感觉不利的法律，社会便无法运作下去，因之不予惩罚也便太不公平。然而，老最高法院认定征兵法之类法律合乎宪法，继续挑战此一法律便不够恰当，因最高法院很快改变想法总归不大可能。
只要法律表面上会将异议分子的行为判定为犯罪，有良知的人就将面临险境。首先，我要提及公诉人是否提起指控的决定。
我们固然可以说，有时人知道法律命令他违背了良心而行事，他便必得违背良心。人们常常认为，法律就是法律，永远必得强制实施。
问题在于，从此一法律的背景及实施出发，是否可以合理地假设，法律的制定者也承认这样的权利。若我们的实践在于，只要由此断定法律令人怀疑，我们的行动还必须当它严整有效，则我们能基于道德立场挑战法律的主要方式便不再存在，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服从的法律一准会变得缺乏公平和公正，而我们的公民的自由也一准逐步减少。
